两点五十八，我醒了。不是被吵醒的，是自然地、干净地醒了，像有人在耳边按了一下开关。

接下来的三分钟里，我的脑子自动开了一场会。议题包括：上个月那句说错的话、下周三要交的东西、卡里剩下的钱、一个已经三年没联系的人。全部条理清晰，全部有具体细节，全部带着一种”你早就该处理”的语气。

我看了一眼手机，三点十七。再看了一眼，四点零六。

后来我大概想明白这个机制了。白天我的带宽是满的，消息、会议、待办，把注意力切得很碎。情绪没有地方放，就被推到队列后面。到了夜里，所有任务清空，它终于排到了最前面，于是开始处理——但它不会处理，它只会播放。

更麻烦的是，夜里的自己特别可信。三点钟想到的任何结论都显得深刻、准确、不可反驳。天亮了再看，那些结论大部分站不住：我把”这件事没做好”翻译成了”我这个人不行”，把”这段时间很累”翻译成了”我选错了路”。

现在我有一个笨办法。醒了就起来，不开大灯，就着手机的光把脑子里那几条写下来，写完合上。第二天早上九点再看一遍。

十次里有八次，那些句子在日光下会变小，像被晒干的水渍。剩下的两次是真的问题，那就白天去解决，用白天的力气。

我还是会醒。但至少现在我知道，那是三点的问题，不是人生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