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十岁那年，我去听了朴树的演唱会。一个人去的，没约朋友——这种场合，我本能地想一个人待着。
到场一看，全场几乎都是同龄人。大家穿着体面的中年衣服，安安静静地坐着，荧光棒都举得节制。开场后朴树出来，瘦，腼腆，话少，唱到第三首说了句「谢谢大家还来」，声音轻得像怕打扰谁。台下没人尖叫，但每首歌的前奏一响，都有一种压低的、会心的骚动——那是认出老朋友的骚动。
唱《那些花儿》的时候，全场大合唱。我旁边一个胖子唱得最大声，唱到一半停了，抹了一下眼睛，又接着唱。我没唱，我站着，听。一万个中年人合唱「他们都老了吧，他们在哪里呀」，那个场面本身就比歌重——我们都是那些花儿，都散了，又都在这儿。
返场唱《平凡之路》之前，朴树说：这首歌送给大家，我们都不容易。就这么朴素的一句，台下掌声很长。
演唱会这东西，年轻时去是听歌，中年后去是核对：核对那些歌还剩多少，核对自己还算不算数。散场时我混在人群里往外走，听见后面有人打电话：喂，我听完了，挺好的，你睡了吧。那个语气温柔得不像平时的他。
回家路上我在车里坐了一会儿，把《New Boy》又听了一遍。一九九九年的歌，唱着「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，我们的未来该有多酷」。酷不酷的，各自心里有数。但那晚我知道了一件事：那些歌没骗我们，是我们把日子过得比歌复杂。这不怪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