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个月开董事会，讨论一个部门连着两个季度没达标。会开到一半，有人说了句「这个团队的人品没问题」。屋里气氛一下就松了，好像这句话比报表管用。
我没接话，把杯子里的茶喝完。回办公室翻出《万历十五年》，纸都黄了，扉页上还贴着二〇〇六年在济南一家旧书店的铅笔价签，八块。
黄仁宇写万历，写张居正，写海瑞，写戚继光，写李贽。一个人一种死法，谁都没能把这个庞然大物挪动一寸。
全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一段，我前后划了三次：
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，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，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，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，必然受到限制。
——《万历十五年》· 黄仁宇
大学第一次读，当历史看，觉得闷。三十岁第二次读，当管理学看，觉得狠。这一次读，读到的全是我自己。
黄仁宇有个说法，明代缺的是「数目字管理」。田亩多少、人口几何、税赋几成，全是一笔糊涂账。皇帝坐在紫禁城里，手里没有一张能对得上的表，只能靠道德、靠礼仪、靠谁比谁更像圣人，去维持一个根本算不清的帝国。
道德是最便宜的治理工具。不用建账，不用盘点，不用请审计，一句「此人心术不正」就能结案，还显得你高明。
制度贵。要养人，要花钱，要忍受一堆表格和流程，还得承认有些事你就是算不出来。
而且道德判断有个很隐蔽的好处：它不累积。今天夸一个人忠，明天骂一个人奸，都停在原地，不生成任何东西。数目字不一样，一次盘点就是一次存量，明年在今年的底上加。一个组织真正的厚度，大概就是这么一格一格垒起来的。
我们这种人，累的时候会往道德那边滑。团队出了问题，先说态度，再说能力，最后才轮到流程。因为一旦说流程，就等于承认这摊子是我没搭好。
创业第一年二十来个人，全靠喝酒和交情，什么事一顿饭就定了。第三年六十个人，饭桌上说不清了，我开始怪大家不主动。现在一百多号人，我才明白当时怪错了对象——不是人变了，是那套办法的容量到顶了。
海瑞那一章读得最难受。他清到极端，清得家里吃不上肉，结果在官场上什么都办不成。一个系统如果只能靠好人撑着，那它已经在等下一个坏人来了。
公司也是。一个岗位必须由一个特别靠谱的人坐着才不出事，那不是这个人的功劳，是我的失职。我在拿一个人的品性，去填一个本该用流程填的洞，像用棉被堵水管。
道理谁都懂，做起来难看。上个月我让财务把报销重做了一遍，加了三张表，两个同事当面没说什么，背后肯定骂。骂就骂吧，表格不还口。
万历最后二十八年不上朝。以前我觉得是怠政，现在觉得，那是一个人在跟一整套他动不了的东西赌气。他赌赢了吗？没有。他只是把一个更大的烂摊子，原样留给了后面的人。
合上书，放回架子，跟《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》挨着。两本都是黄的，书脊晒得发白，一抽就掉纸屑。
第二天开会，我第一句话是：先把数拿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