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个月去参加一个老客户的追悼会。厅里冷气开得足，我站在第三排，听司仪念生平，念到一半有人开始哭。我没哭。我在想晚上那个会要不要改期。
出来的时候碰见他儿子，握了手，说了句节哀。他儿子眼睛是红的，说谢谢您来。我说应该的。上车坐了半个钟头才发动。
回家翻出《局外人》。这本书我大学读过，当时只觉得闷：一个人去海边，杀了人，然后被审判。情节干得像一份笔录。
这次读，第一句就把我按住了：
今天，妈妈死了。也许是昨天，我不知道。
——《局外人》· 加缪
大学时我把这句当冷漠的标本。现在我知道，这是一句不敢加工的话。任何一个人接到那种电话的当下，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句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：事情发生了，日期还没记住。
真正让默尔索死的，不是那四枪。是审判的时候，检察官问他母亲下葬那天他哭没哭。他说没哭。他还在灵前喝了咖啡，抽了烟，第二天去游泳，看了一部喜剧片。
于是整个法庭审判的不再是一桩命案，而是一个人的情感是否合格。陪审团最后判他死刑，理由近乎明说：这个人没有灵魂。
加缪写的是荒诞，我读出来的是另一件事：社会一直在用「你有没有在该哭的时候哭」来给人定性。这一套在我们这儿更熟练，只是不叫审判，叫人情。
我参加过不少这样的场合。灵堂里谁哭得响、谁哭得有条理、谁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提一句逝者生前对他的好，都是要看的。哭得好的，说明有情有义；哭不出来的，背后就有人嘀咕。
我一直属于会演的那一类。不是假，是知道分寸。什么时候该红眼，什么时候该低头，什么时候该说一句「他走得太急」。这套东西我二十四岁就学会了，用了十六年。
所以读到默尔索，我没有资格站得比他高。他是不肯演，我是演得太熟。这两种人里哪一种更接近诚实，我说不好。
但我也不同意加缪把他写得那么干净。默尔索的诚实是建立在他什么都不在乎上的，包括把他妈送进养老院之后，很少再去看她。一个人如果靠「我不演」来豁免自己所有的责任，那不叫自由，那叫省事。
我见过这样的人，公司的、酒桌上的，嘴上从不客套，句句真话，最后所有人都得让着他。真话变成了一种特权。
这本书真正让我改主意的地方在这儿：它并不要求你去学默尔索，它让你看清那台审判的机器怎么运转。看清了，你还是会去参加追悼会，还是会在该低头的时候低头，但你至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
那天晚上我给那个客户的儿子发了条消息，问他家里的事要不要人帮忙跑。他回：暂时不用，谢谢。
我把书放回架上，搁在《西西弗神话》旁边。两本都是薄书，加起来不到四百页，压了我一个礼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