腊月二十三，下午两点把车开到洗车店。门口已经排了七辆，老板举着个纸牌，上面写「今日八十，不议价」。
平时三十。我问他涨得是不是狠了点。他说年前都这样，嫌贵初八再来。我说那还是洗吧。
等的工夫把车里清了一遍。后座脚垫底下压着半袋饼干，硬得能敲出声。后备箱里两把伞、一顶孩子的遮阳帽、去年露营剩下的小半瓶酒精。
帽子是五月在青岛买的，三十块，孩子戴了两次就嫌小。我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，最后还是塞回侧袋。
排队的人都在刷手机。门口有个中年男人蹲着吃烤地瓜，皮剥得很整齐，一圈一圈往下卷，像在拆一封信。
我站在旁边看了他一会儿。他把最后一口塞进去，拍拍手，抬头问我要不要。我说不用，谢谢。他说十块一个，我又说不用了。
轮到我时天已经擦黑。高压水枪一冲，灰顺着水往下走，车身露出一道去年被石子崩的漆口子，一直没补，指甲盖那么大，白的。
老板拿抹布擦玻璃，擦到后视镜停了一下，说这块裂了，再不换过年不好看。我说不换，能看见就行。
他又绕到后面，敲了敲保险杠，说这也有点松。我说你今天是修车的还是卖车的。他笑，说都是。
交钱的时候他没提八十，收了六十。我问怎么少了。他说你等了两个钟头。
开车回家，玻璃干净得有点陌生，路灯一盏一盏照进来，在仪表盘上滑过去。前面那辆车也是刚洗的，尾灯红得很新。
孩子已经在楼下等我，看见车就问怎么变新了。我说洗了。他说那明天还能脏吗。
车干净三天，第四天照旧。人过年图的，也就是这三天。
我说能。他说那洗它干什么。我没答上来。这问题比很多会上的问题都难。